在中国细胞生物学学会 2026 年全国学术大会的交流平台上，基础医学研究与临床转化应用的深度融合正展现出前所未有的活力与广阔前景。大会特邀媒体丁香园-丁香通在大会进行期间，与同济大学附属东方医院何志颖教授、清华大学郗乔然教授以及同济大学康九红教授进行了深入交流。

作为各自分会场的召集人，三位专家围绕「细胞与基因治疗产品临床研究」、「TGF-β 和 Wnt 信号网络及其生理病理功能」以及「RNA 调控与 RNA 治疗」等核心议题，分享了前沿科研成果与行业洞见。

在探索生命奥秘与攻克复杂疾病的进程中，基础机制的解析始终是推动医学进步的基石。无论是庞大复杂的基因组调控网络，还是在细胞核内瞬息万变的信号转导通路，科学家们正在微观层面为未来的临床干预寻找精准的切入点。

康九红教授在访谈中指出了 RNA 学科近年来经历的范式转移。他援引陈润生院士的观点提到，虽然人类基因组中编码蛋白的 DNA 仅占 2% 左右，但 98% 的 DNA 序列都会被转录为非编码 RNA。在以往的认知中，这些非编码序列常被视为进化的「废料」或单纯的结构需求，但近年来的研究表明，它们在基因表达调节、疾病控制以及生命发育规律的揭示中发挥着主导甚至控制作用。

康教授课题组多年来致力于非编码 RNA 与干细胞命运决定的研究。在神经系统疾病领域，他的团队发现自闭症与多个基因突变共调控的非编码 RNA 密切相关。通过在小鼠模型中靶向特定的 RNA 分子，可以有效纠正由基因突变引起的抑郁和自闭行为，这为理解环境因素诱导的神经精神疾病提供了全新的理论依据。此外，在淋巴瘤的研究中，康教授发现乙型肝炎病毒感染会调节小 RNA，进而干预 TGF-b 等信号功能，影响肿瘤细胞与免疫细胞的相互作用及患者预后。

郗乔然教授则聚焦于细胞核内信号转导的复杂调控过程。她指出，TGF-β signaling与Wnt signaling pathway 广泛参与早期胚胎发育、组织形成以及多种疾病的发生发展，其异常或突变往往导致严重的病理后果。

郗教授的研究重点在于揭示信号如何由胞外传递至胞内，并最终在细胞核内实现精细的转录调控。她强调，不同信号通路在不同细胞状态和表观遗传背景下，会驱动截然不同的基因表达程序。以弥漫内生型脑干胶质瘤（DIPG）为例，这是一种高度侵袭性的儿童脑肿瘤，其致死人数约占儿童胶质瘤相关死亡的 80%，目前临床上仍缺乏有效治疗手段。研究表明，DIPG 具有显著的分子异质性：约 20% 的患者携带 ACVR1 突变（属于 BMP 通路受体突变），表现为通路持续激活；而约 60% 的患者虽无该突变，但由于拮抗分子的高表达，其 BMP 信号通路处于被抑制的低活性状态。

值得关注的是，郗教授的研究进一步发现，在无 ACVR1 突变的亚型中，适度激活 BMP 信号反而可以促进肿瘤细胞向分化方向转变，从而抑制肿瘤生长。这一发现从机制层面解释了为何不能对所有患者简单采用统一的通路抑制策略，凸显了「分型治疗」和精准医学的重要性。

这种对「复杂性」的敬畏同样体现在对信号通路双向作用的理解上。郗乔然教授指出，TGF-β signaling 在肿瘤中往往具有双重属性：既可能发挥抑癌作用，也可能促进肿瘤进展。因此，简单的「完全抑制」或「全面阻断」往往难以达到理想效果。由于信号通路下游通常涉及大量基因网络，粗暴干预上游节点虽可能抑制病理过程，但同时也会干扰正常生理功能。因此，未来研究需要更加精细化，一方面聚焦于鉴定特异介导病理反应的关键下游靶点，另一方面探索针对特定细胞群体的精准干预策略，从而在最大程度降低副作用的同时，提高治疗的有效性与特异性。

左：康九红教授   中：郗乔然教授  右：何志颖教授

随着基础研究的不断深入，将实验室发现转化为有效的临床治疗方案，正成为生物医药领域的核心驱动力。无论是新兴的 RNA 疗法，还是备受瞩目的细胞与基因治疗，在迈向规模化临床应用的过程中，均展现出巨大的潜力与亟待跨越的技术壁垒。

何志颖教授详细梳理了 CGT 领域的三大支柱。首先是免疫细胞治疗，特别是 CAR-T 疗法，国内已有 8 款产品上市，且技术正从个体化制备向通用型、体内制备演进，以提升可及性与安全性；第二是干细胞治疗，何教授将中国首个干细胞药物获批的 2025 年定义为「干细胞元年」，紧接着在 2026 年 3 月，上海又颁发了第二张干细胞药品的生产许可证；第三是基因治疗，去年获批的首个治疗血友病的基因药物（波哌达可基注射液），标志着遗传病基因治疗进入了新阶段。

作为深耕干细胞研究多年并具有临床工作背景的科学家，何志颖教授对干细胞的作用机制提出了深刻见解。他将干细胞分为「调节型」和「再生型」。调节型干细胞（如间充质干细胞、羊膜上皮干细胞）主要通过旁分泌作用实现免疫调节、抑制炎症和促血管生成等，而非直接参与组织再生。去年领域内曾广泛讨论是否应将间充质干细胞中的「干」字去掉，更名为「间充质基质细胞」，正是基于对其调节性机制的科学认知。而再生型干细胞则真正发挥「自我更新」与「多向分化」的潜能，通过替换受损、衰老或功能缺失的组织细胞来治疗退行性疾病，实现「缺什么补什么」。

针对中国庞大的终末期肝病群体，何志颖教授指出，每年约有 30 万患者需要肝移植，但供体缺口高达 90%。他的团队正在探索通过 iPS 分化或体细胞重编程获取肝脏前体细胞，并致力于解决细胞移植后的体内分布、植入与增殖难题。

在干细胞治疗不断拓宽应用边界的同时，基因层面的 RNA 疗法也正迎来爆发式增长。康九红教授敏锐地观察到，随着 mRNA 疫苗在全球范围内的成功应用，该领域已步入发展快车道，特别是环状 RNA 等非编码分子，正展现出超越传统疫苗领域的巨大成药潜力。

康教授认为，RNA 疗法具有天然的序列特异性优势，可以实现精准打击。在难治性中枢神经系统疾病如阿尔茨海默症中，由于存在血脑屏障，传统药物研发屡屡碰壁。而工程化外泌体可以通过鼻腔或舌下给药，避开物理屏障直接进入脑部靶向特定细胞。对于晚期 AD 患者面临的大量细胞死亡，可以将 RNA 调控与类器官移植相结合，通过输入神经元前体或类器官来补充缺失的连接，这代表了未来神经系统疑难病治疗的一个重要破局点。

任何一种创新疗法的落地，不仅依赖于科学技术的突破，更需要完善的临床评价体系与相匹配的监管政策。随着国家层面对生物医药创新的大力支持，临床研究模式和监管法规正迎来深刻变革。

何志颖教授直言，CGT 产品与传统小分子药物有着本质区别，它们是「活的药物」。这一属性带来了生产工艺标准化、药效评估和安全体系监控等三大挑战。首先，细胞来源差异性（不同供体）使实现标准化管控远比化学药困难，需要覆盖从采集、编辑到制备的全生命周期质控；其次，活细胞在体内的分布、定植和代谢过程极其复杂，传统的血药浓度监测体系不再适用，必须开发新的药效药代评价模型；最后是远期安全性担忧，包括免疫排斥、基因编辑的脱靶风险以及是否会改变宿主遗传属性等问题，这要求建立全周期的随访监测体系。

在 RNA 领域，递送技术依然是最大的瓶颈。康九红教授提到，如何确保 RNA 分子在不被降解的前提下精准递送到靶部位，同时降低生产成本并规避脱靶带来的安全性风险，是目前行业亟需攻克的壁垒。他强调，RNA 疗法要真正成为生物医药的生力军，必须经历大队列的充分验证与技术迭代。

面对这些挑战，政策层面的红利正在释放。何志颖教授重点解读了国务院 818 号令（《生物医学新技术临床研究和转化应用管理条例》）的影响。该条例于今年 5 月 1 日正式实施，确立了药品注册路径（IND）与医疗技术路径并行或双轨制的格局。何教授指出，研究者发起的临床研究（IIT）在其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通过 IIT ，科研人员不仅可以探索老药新用，现在还可以对创新产品进行临床初步概念性验证，这为创新产品进入正式 IND 赛道奠定了坚实基础，也显著加速了 IND 申报进程。特别是对于一些罕见病或尚未开通 IND 管道的产品，818 号令提供了一条新的赛道，使得经过确认性临床研究的产品可以直接走向应用。这一政策环境的优化，无疑将极大缩短从实验室到病床的距离。

科学的进步不仅取决于实验室的成果，更依赖于一个健康、开放且具有活力的学术生态系统。

康九红教授对本次大会的「国际范」印象深刻。他提到，今年大会通过与国际学术组织的深度合作，邀请了大量外宾参会，进一步提升了中国学会的影响力。特别令他惊喜的是现场「AI赋能」的应用：大会采用了实时翻译技术，无论演讲者使用中文还是英文，侧屏都能同步显示中英文翻译，极大地消除了交流障碍。此外，康教授还表示，学会在奖项设置和会场报告安排上明显向年轻人倾斜，杰出成就奖等荣誉的年龄层次分明，在诸多分会场中，蓬勃成长的青年才俊扮演了重要角色。

郗乔然教授同样感受到了这种国际化的趋势。她认为，大部分科学家都在英文杂志上发表文章，学会通过引入国际互动，让更多的中国科学家能够在家门口直接参与国际学术对话，这是科学交流的必要一步。郗教授特别赞赏了学会为年轻学者提供的「5 分钟简短汇报」环节。她动情地分享了自己的亲身经历：在读博士三年级时，她曾在冷泉港会议上获得过一次 10 分钟的汇报机会，虽然当时很紧张，但那次经历坚定了她走上科学道路的信心。因此，她相信让学生从海报展示（Poster）走向讲台（Talk），对新一代学者的成长意义非凡。

何志颖教授则从学科发展的纵向维度进行了总结。他回顾道，早期的细胞生物学大会更多关注基础机制，而近年来转化研究和临床研究的比重显著增加。这种从基础机制解析到临床转化应用的全通道建立，标志着我国细胞生物学领域已经形成了持续推进的创新能力。

从三位科学家的前瞻洞见与研究实践可以看出，基础医学机制解析与临床应用转化之间的深度协同，已成为当前细胞生物学发展的核心特征。非编码 RNA 的调控逻辑与经典信号通路的精细破译，为细胞与基因治疗提供了坚实的理论支撑，并在病理认知与精准干预之间架起了关键的科学桥梁。与此同时，在 818 号令等政策的有力推动下，叠加趋于完善的国际化交流与人才托举体系，我国生命科学领域的转化壁垒正在被加速打破。这种底层机制突破与临床干预手段的协同共振，不仅印证了技术演进的清晰逻辑，更标志着现代生命科学正阔步迈入精准护航人类健康的新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