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到肺癌个体化治疗，人们首先想到的往往是基因检测和靶向药物。实际上，“精准”至少包含两个层面：一是准确识别并处理具体病灶，二是根据肿瘤的分子特征选择全身治疗。
前者涉及肺结节评估、病理取材、射频消融和微波消融；后者则包括非小细胞肺癌分子分型、罕见靶点治疗、ADC选择和耐药后的方案调整。两条主线相互衔接，才能构成较为完整的肺癌诊疗过程。
周斐就职于上海市东方医院肿瘤科，为医学博士、副主任医师、副教授、博士生导师。目前主要从事肺癌个体化治疗、肺癌靶向治疗全程管理及治疗策略优化，擅长CT引导下经皮肺穿刺、射频消融、EBUS等操作。其专业特点正是同时涉及病灶层面的介入诊疗与分子层面的系统治疗管理。
病灶精准的起点：肺结节需要先做风险分层
肺结节是影像学描述，不是疾病名称。感染、炎症、瘢痕、良性肿瘤和早期肺癌，都可能表现为肺结节。
医生判断结节风险时，不会只看直径，还会综合分析结节的密度、形态、边缘及变化趋势。磨玻璃结节、部分实性结节与实性结节具有不同的观察重点；结节是否增大、实性成分是否增加，有无分叶、毛刺或胸膜牵拉，也会影响后续处理。
患者的年龄、吸烟史、既往肿瘤史、肿瘤家族史及基础肺部疾病同样需要纳入判断。低风险结节通常可以按计划复查；影像表现可疑或随访现明显变化者，则可能需要进一步检查或病理取材。
周斐擅长肺结节诊断，也涉及肺癌、肺部肿瘤、胸腺肿瘤、胸膜间皮瘤等胸部肿瘤诊疗。不同胸部疾病可能在影像上出现相似表现，因此，明确病变来源和性质，比急于讨论某种治疗更为基础。
精准取材：既要找到病灶，也要保留检测条件
对于需要病理确认的病灶，取材方式应根据其位置、大小以及与周围结构的关系选择。
部分肺外周病灶可以考虑CT引导下经皮肺穿刺；部分气道周围病灶和肺门、纵隔淋巴结，则可能通过EBUS等方式取材。周斐擅长上述操作，其专业方向与肺部病变确诊、淋巴结评估及分子检测样本获取具有一定对应性。
取到组织并不意味着任务已经完成。病理需要区分非小细胞肺癌、小细胞肺癌及其他胸部肿瘤；对于符合条件的非小细胞肺癌患者，组织还可能用于免疫组化和分子检测。
如果样本量过少或肿瘤细胞含量不足，可能影响后续检测。因此，取材时既要考虑操作安全，也要考虑能否获得具有代表性的组织。
经皮肺穿刺可能引起气胸、出血等情况，EBUS相关操作也需要评估麻醉和出血风险。是否取材不能单看技术上能否完成，还要判断结果是否会改变后续治疗方案。
局部精准：消融处理的是“选中的病灶”
射频消融与微波消融均属于肺部肿瘤热消融技术。医生通常在CT等影像引导下将消融针置入病灶，通过热效应破坏目标组织。
射频消融主要通过高频电流产热，微波消融则利用微波能量升高组织温度。二者各有技术特点，选择时需要考虑病灶大小、数量、位置以及与大血管、中央气道和胸膜的关系，并不存在适用于所有患者的统一答案。
部分不能耐受或不适合手术的早期肺癌患者，可以接受肺部肿瘤消融评估。对于正在接受全身治疗的患者，如果大部分病灶仍得到控制，仅有少数病灶出现进展，消融也可能作为综合方案中的局部处理方式。
周斐擅长射频消融及肺部肿瘤消融治疗。这一方向的临床重点并不只是“把病灶消掉”，还包括判断病灶能否被安全覆盖、消融是否符合当前治疗目标，以及局部治疗后如何与全身用药衔接。
需要注意的是，消融不能替代所有手术、放疗或系统治疗。疾病已经广泛进展时，仅处理一个局部病灶通常无法解决整体问题。气胸、出血、胸腔积液、疼痛、发热及邻近组织损伤，也是消融前需要评估的风险。
分子精准：非小细胞肺癌还需进一步“拆分”
非小细胞肺癌是一个较大的疾病类别，主要包括腺癌、鳞状细胞癌等。即使病理类型相同，不同患者也可能具有完全不同的分子特征。
除常见EGFR突变外，非小细胞肺癌还可能存在ALK、ROS1、RET融合，MET第14外显子跳跃突变，BRAFV600E、KRASG12C、HER2突变，以及NTRK、NRG1融合等改变。其中部分发生率较低，通常被称为罕见靶点。
部分罕见靶点已有相应治疗方式，但“检测到异常”并不等同于“可以直接用药”。医生还需要确认具体变异类型、临床意义、药物适应证、患者所处治疗阶段及既往用药情况。
如果组织样本不足或再次取材困难，可以根据病情考虑血液循环肿瘤DNA检测。但血液检测阴性并不能在所有情况下排除组织中存在相关变异，必要时仍需结合组织检测。
周斐主要从事肺癌个体化治疗及治疗策略优化。这类工作强调根据病理、分期、分子分型和患者身体状况制定方案，而不是仅凭一项基因结果判断全部治疗。
ADC：以靶点为入口的全身治疗
ADC即抗体偶联药物，通常由识别肿瘤相关靶点的抗体、连接结构和细胞毒物组成。其设计思路是利用抗体寻找相应靶点，再将细胞毒物递送至肿瘤细胞。
针对HER2等靶点的ADC已为部分特定非小细胞肺癌患者增加治疗选择，HER3、TROP2、MET等也是相关药物研究关注的方向。不同ADC所针对的靶点、检测条件和适用阶段并不相同，不能因为同属ADC便相互替代。
判断患者是否适合ADC，需要综合考虑：
肿瘤是否具有相应的分子改变或靶点表达；
患者此前接受过哪些治疗；
药物是否具有对应适应证；
骨髓、肝肾及肺功能能否耐受；
潜在不良反应能否得到规范监测。
ADC具有一定靶向递送特点，但仍属于全身治疗，也可能影响正常组织。常见风险因药物而异，可能包括恶心、乏力、骨髓抑制、脱发或周围神经症状，部分药物还需警惕间质性肺病。
因此，ADC并不是传统治疗的简单升级版，而是肺癌治疗工具中的一种选择。是否使用以及何时使用，需要结合国内适应证和患者的实际情况。
两种精准最终汇合在全程管理中
肺癌治疗开始后，病灶状态和分子特征都可能发生变化。复查时，医生不仅要观察肿瘤大小，还要判断进展发生在一个部位、少数部位还是多个部位。
如果只有少数病灶进展，部分患者可能继续原有药物，同时对进展灶进行消融或放疗；如果出现多部位进展，则可能需要重新取材或进行血液检测，寻找耐药机制并调整全身治疗。
周斐从事肺癌靶向治疗全程管理，其专业方向同时覆盖穿刺取材、局部消融与系统治疗策略。这样的交叉特点，与肺癌诊疗中“再次检测—判断进展—局部干预—调整用药”等连续问题具有一定联系。但具体选择仍需根据患者病情逐项评估，不代表某项技术适合所有人。
专业经历体现研究方向，不替代个体评估
周斐现为BMCMedicine编委、IASLC全球多学科实践标准委员会委员、中国抗癌协会非小细胞肺癌专业委员会长、中国抗癌协会青年理事会青年理事、中国临床肿瘤学会非小细胞肺癌专业委员会、中国临床肿瘤学会小细胞肺癌专业委员会委员。
其入选上海市东方英才青年项目、上海市“医苑新星”青年医学人才、上海市浦东新区卫健委人才青年项目及浦东新区“明珠菁英人才”，并以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在NatRevClinOncol、LancetOncol、SignalTransductionandTargetedTherapy、JThoracOncol、NatCommun等期刊发表SCI论文20余篇。
上述经历反映其在肺癌个体化诊疗、靶向治疗和胸部肿瘤研究方面的专业方向，不能作为疗效保证，也不能代替患者自身的检查结果。
肺癌个体化诊疗的真正含义，是在病灶层面准确判断和适度处理，在分子层面寻找匹配的治疗线索，再通过持续复查把局部治疗与全身治疗合理连接起来。
本文仅用于健康科普，不能替代医生面诊与个体化诊疗；出现紧急或严重症状时应及时就医。
来源：复禾健康
